当它把手机卖给用户时，用户还会和苹果继续产生联系，因为平台上整合了第三方，把那些和手机用户有价值关联的企业或顾客整合到手机这个平台上。

塞勒等人（2004）设计并实施了一个能通过克服自控和其他行为偏差来提高养老储蓄的计划。随后的圆珠笔交易试验与之类似。

白宫成立了一个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团队，成立的第一年就在联邦计划中加入了十几个田野实验（Thaler，2015）。在养老金储蓄领域的应用 早在1994年，塞勒就曾提议改变由美国雇主提供的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如401（K）计划］中的默认选项。第三，一些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收益，以惩罚那些有不公平行为或者违背规则的人，即使那些不公平是针对其他人的。计划者—实施者模型是一个早期的所谓两系统或二元模型，这在现代经济学和神经科学中已是很常见的人类行为模型。这个所谓的现状偏向最先由萨缪尔森和泽克豪泽（1998）证明。

2.有限理性 本节我们讨论塞勒对有限理性决策的研究。一般来说，决定资金分配的行为主体（即独裁者）能够自由地分配这笔钱，而不是像卡尼曼他们的文章中那样必须在两种分配方案中选择。然而，我们仍然缺乏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公平对价格和工资的影响。

一旦他们参加该计划，惰性和现状偏向将有利于他们留在养老金计划内。或： 6美元给你自己，在第一阶段选择平分资金的同学什么都得不到，而在第一阶段选择拿走18美元的同学得到6美元。3.1 对自控的早期研究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思考人们无法做到自认为正确之事的可能性，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无自控力现象（意志力薄弱）的讨论。目前有大量文献证明了禀赋效应的存在。

在后续的工作中，为了理解个体认知结构以及评价它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发展出心理账户（Thaler，1985，1999）理论。在一篇合作的论文中，塞勒等人为法和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普适的行为经济学方法。

（2）当现有的封闭式基金溢价出售或以低折扣出售时（即投资者情绪高昂时），会设立新的封闭式基金。第二个贡献与自控问题相关，即使行为人计算出了最优结果，但自身仍可能不采取行动。定义这些概念时，塞勒将参照点理论和社会偏好联系在一起。经典的新古典理性跨期选择模型是由费雪（1930）、萨缪尔森（1937）提出的指数贴现模型。

拉蒙特和塞勒（则为市场违背一价定律提供了更清晰的证据。第一，雇员要在远早于工资上涨之前就决定是否增加储蓄，而这个决策不涉及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权衡，而是未来不同时点的消费的权衡。他的贡献包括心理账户理论，即研究有限理性行为的新方法，计划者—实施者模型和自控问题的新框架，以及社会偏好研究。塞勒和谢夫林（1988）参考了数篇估计边际时间偏好率超过利率的研究。

现状偏向对塞勒后期关于养老金计划和默认选项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这些我们将在第3.3节详述。2.3 心理账户 像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一样，塞勒（1980）用损失厌恶解释禀赋效应，这一解释同样假设个体会最大化他们的偏好，尽管这些偏好依赖于参照点（禀赋）。

他的工作在诸如市场和法律这样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学科中也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个想法带来了丰富的成果，也构成了塞勒心理账户理论的基础。

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在过去40年中，对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塞勒也在英国的行为学研究团队中担任重要职位，该团队运用行为经济学来设计新政策。随后，实验室实验的结果支持了短视的损失厌恶这一解释。第二，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即他们会表现出损失厌恶。这是现在我们称为间接互惠理论的一个例子。塞勒对金融市场的研究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从而成为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奠基者之一。

而自由主义原则体现在不限制人们的选择权，设定一个合理的默认选项并不意味着强迫人们接受这个选项。斯特罗茨（Strotz，1956）假设人们天生具有高估现期消费价值的倾向。

塞勒认为，参照价格由交易双方认为的公平价格决定。投资者心理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塞勒等人（De Bondt and Thaler，1985）在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中，质疑了传统金融模型中的固有假设：当接收到新信息时，理性交易者会根据贝叶斯法则修正自己的信念，从而使自己持有正确的信念。

塞勒（1981）的贴现模型被后续很多研究证实，对此可见弗里德里克等人（2002）的综述。在应用他们的结论时，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塞勒等人（Thaler and Benartzi）对增加养老金储蓄的提议，而我们接下来会讨论这一政策。

例如，它预测强制养老金计划会增加总储蓄（即强制储蓄不会被其他储蓄的减少所抵消），因为这个计划产生的储蓄不需要运用有精神成本的意志力。如果可以证明非理性行为能够影响金融市场，那么这将成为行为偏差能够影响经济中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有力论据。这个简化能够帮助经济学家建立起有力的模型去分析大量不同的经济问题，应对不同的市场。换言之，如果买方认为价格过高而觉得不公平时，买方会在交易中蒙受效用损失。

答案的关键在于决策是分门别类的还是综合性的。通过在线的假设性选择实验的数据，他们提供的证据表明人们对自由主义家长式的政府干预持负面态度。

然而，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证明，现实与经典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下的理性行为存在系统性偏离。在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米歇尔介绍了他著名的棉花糖测试：学生可以立即得到一块棉花糖或者在延期后得到两块棉花糖（Mischel，2014）。

4.2 个人交往中的公平 为了研究个人交往中的公平与慷慨，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86a）开展了一个实验，后来被称为独裁者博弈。换句话说，每个工作日都会对应一个单独的心理账户。

特别是，当个体尝试编辑各种结果以最大化他们的效用时（即享乐编辑，hedonic editing），他们会试图分离出收益而加总损失，会把小的损失整合进大的收益里，在一些情况下会从大的损失中分离出小的收益（一线希望）。这种方法在后续的自控理论分析中继续得到应用，例如贝纳布和梯若尔（2004）。一个人也许希望自己能够戒烟，或者为退休后的生活多存钱，但他发现做不到。斯特罗茨的模型表明，不同时间存在着不同自我间的矛盾，而计划者—实施者模型则展现了同一时间不同自我（即计划者和实施者）间的矛盾。

近年来，加里·贝克尔（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式描述了人们如何关心他人的福利。同时，消费很早以前购买的商品并按照计划使用（为晚餐准备酒）经常被认为是免费的，甚至可能被当作储蓄。

在心理账户理论中，人们对结果的感知和评价依赖于具体的背景，以及如何编辑这些决策，比如享乐编辑会使人们把损失和更大的收益整合在一起，以消除损失带来的痛苦。这些自我强加的经验法则尽管不太完美，也能限制实施者的行为。

对于2006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养老金保护法案》来说，SMarT计划很重要，这一法案鼓励企业对401（K）计划实行自动参加、自动增长。在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器官捐献和养老储蓄中，默认选项至关重要。